新华网北京９月２日电（记者 任沁沁 白旭）９１岁的齐邦媛，一生颠沛流离，却铭记着一个瞬间。

１９４５年初，战事依然紧迫，内迁至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随时可能撤离。朱光潜先生继续讲他的诗篇，只字不提可能降临的炮火。

然而，当读到华兹华斯《玛格丽特的悲苦》最后两句诗时，他突然流下眼泪，取下眼镜，把书阖上，快步走出教室。

这篇诗稿写的是一个女人七年没有儿子音讯。最后两句翻译成中文是：“如果有人为我叹息，他是怜悯我，而不是我的悲苦。”

“即使是最绝望的诗中也似有强韧的生命力……人生没有绝路，任何情况之下，弦歌不辍是我活着的最大依靠。”当时师从朱光潜的齐邦媛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

２００９年，年过八旬的齐邦媛出版了３０余万字的《巨流河》，以一生之苦难经历，映照了中华民族二十世纪颠沛流离的历史。

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据统计，中国军民伤亡达３５００万以上（其中平民伤亡３０００万人以上），以１９３７年７月美元折值计算，直接财产损失１０００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５０００亿美元。

除此之外更有文化大劫难，众多图书典籍、重要文物、古建筑，尤其是各级学校惨遭轰炸令人发指。

艰苦卓绝的抗日战场之外，一曲动人心魄的灵魂守护之歌却从未停止吟唱。

迁徙

１９３７年７月，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军机轰炸天津、南京时，南开大学、中央大学等非军事目标也未能幸免。

烽火连天的中华大地，中国的大学顽强抗争，艰难成长，一批学人在颠沛流离中坚持“笳吹弦诵”。

“迁徙”——政府、工厂、企业、学校、文物，大规模内迁，前往西南，保存和发展了抗战力量。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这是《西南联合大学校歌》。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后，平津陷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陆续南迁，第一年由北京、天津而暂住长沙，第二年转赴蒙自、昆明。

三路人马中，湘黔滇旅行团独领风骚，约三百名师生组成的旅行团，３５００里长途跋涉，历时６８天，徒步穿越中国最艰苦的地区，至西南边陲的云南昆明，次年联合组建西南联合大学。此后八年间，他们在泥墙教室点亮知识的长明之灯。

随着日寇入侵深入华北、华东，为了保存“读书种子”，也为日后建国大业储备人才，原本主要分布在沿海及华北的中国大学纷纷内迁。

年轻人三五成群，穿越封锁线；有的教授忍痛抛妻别子，随大学西迁。

中央大学濒临长江，内迁重庆最为顺畅，也最为便捷。１９３７年１０月底，中央大学大部已搬迁，时任校长罗家伦到南京三牌楼农学院实习农场和职工道别。校长走后，农场职工认为畜牧场的这些美国牛、荷兰牛、澳洲牛、英国猪、美国鹅、北京鸭等都是饲养多年的良种实验家畜，决定把它们搬迁到大后方去。

历经千辛万苦，一年后的１１月中旬，这些职工赶着牛、猪，终于到达了重庆。罗家伦１９４１年“于重庆警报声中”撰写《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称：“我于一天傍晚的时候，由校进城，在路上遇见牠们到了，仿佛如乱后骨肉重逢一样，真是有悲喜交集的情绪。”

至１９４１年初，战前１０８所大专院校，有７７所迁徙。绵延中华民族精神命脉的重责，由西南联大为代表的抗战时期中国大学所担当，成为非常时期稳定人心的力量。

二战期间，很多国家很快就被占领了，大学因而无处可迁；而像英国，因为隔着海，没被占领，只是被轰炸了，大学只需略为疏散，没必要整体搬迁。苏联的卫国战争相对于中国抗日战争时间要短，莫斯科大学在外流浪的时间是一年半，而北大、清华等在外流浪时间是９年。

数学家陈省身晚年接受采访，谈及西南联大师生“坚持抗战的决心”，“精神上，觉得中国可以站起来”。正是这种民族自信，支撑着西南联大以及无数内迁大学的师生。

重生

大学内迁，不是简单的逃难，而是在战火中坚持教学与科研。忧患之中，为中国战后重建与发展储备了大量人才。

在战火纷飞、物资极端短缺的严酷环境中，迁徙中的大学非但维持着正常的教学秩序，甚至还得到了扩张。战争结束时，中国大学由１０８所增加到１４１所，学生从４万多增加到８万多。

在烽火年代，对待学习，战时如平时。以浙江大学为例，浙大三迁广西宜山，新建草棚作临时教室，师生于此安心教学１４个月，直到１９３９年２月５日遭遇敌机轰炸。如此紧张的局面，大学也就停课三天，还专门记录在案，可见校方对于学业的重视。据校方介绍（１９４１年），抗战以来，浙大由杭州至建德、吉安、泰和、宜山、遵义，每学期实际上课周数平均在１８周左右，如果加上缴费注册选课等时日，近２０周。这等于说，浙大在迁徙过程中不曾停课。

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常务副会长、９３岁的胡邦定，１９４２年考上联大历史系。他是在重庆参加考试的，由于时局危险，“一个小时内如果有警报重新考，一个小时后轰炸的话考试有效”。

胡邦定回顾了当年师生们“苦中作乐”的经历：１９４２年１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孔祥熙家人回重庆，带狗乘船，而当时一些国宝级人物都没有位置上船。《大公报》发文讨孔运动。教授中国通史的吴晗如是评之：“南明有蟋蟀相公（玩蟋蟀的宰相马士英），今有养狗院长。”胡邦定说：“吴教授引经据典讲历史，令人印象深刻。”

金岳霖不讲教科书，让自己看，上课提问，如果不准备会被问得很狼狈。

历史系主任雷海宗教学没有教案，只有一根粉笔，一个纸条都没有，讲究“历史要活学活用”。

陈岱孙有两块手表。当时学生吃不饱，总盼着下课赶快去吃饭。陈先生说：“我有两个手表，不会晚下课的。”

１９３９－１９４０年的时候警报多，早上八点到十点，晚上四点到六点上课，其他时间躲警报。

弦歌在，证明信念还在，这也是中华民族浴火重生的关键。西南联大集中了北大、清华、南开的教授，稳定下来后，师生排除干扰，全力以赴教学、读书。

“爱国主义情怀推动，同仇敌忾多难兴邦。”胡邦定说，大半个中国被日本人占领，成为激励师生好好教书、读书的动力；难能可贵的是，联大鼓励新思想，“学术无创造是死的”。

老师们把所有精力放在本科生的培养上，教学态度的认真超乎想象。这些学生战后或直接走上工作岗位，或到国外进修。西南联大一共出了１９０多个院士、４个外籍院士。他们的成绩，证明西南联大等内迁大学的教学质量是可以信赖的。

战后西南联大硕士毕业生杨振宁和本科生李政道被政府送到美国进修，分别荣获诺贝尔奖。杨振宁多次提及，他到美国后发现，西南联大的教学水平比美国好大学一点都不差。战争没有停止中国大学前进的步伐，这里说的，不仅是学生数量，也包括学术质量。

纪念

在纪念抗战胜利７０周年之际，著名学者陈平原出版书籍《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呈现了这段历史。重新回味了生死存亡之际中国学人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气质。

谈及西南联大对于抗日战争的贡献，容易说的是有形的，如培养人才、推动科研以及投身战场。“不太好说的是无形的，那就是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如何凸显某种高贵的精神气质。”陈平原指出。

“硝烟弥漫中，众多大学师生弦歌不辍，这本身就是一种稳定人心的力量。西南联大以及众多撤退到大后方的中国大学，无论如何颠沛流离，坚持笳吹弦诵，这本身也是抗战必胜信念的鲜明体现。”他说。

连天炮火中，隐约仍见读书声。知识分子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结合，将自家学术成果与民族复兴重任密切联系，共同书写了大师辈出的时代传奇。陈平原评价“这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意味着信仰、勇气与力量，说明这个国家没有屈服，还在顽强战斗，且对未来充满信心”。

当下的一批中国大学，争相奔向“世界一流”。“就精神境界而言，我们仍然要向抗战那一代学习。正因此，有必要回眸那一段历史。”陈平原说。

在一次专题演讲中，陈平原提及：“联大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联大有精神：政治情怀、社会承担、学术抱负、远大志向。联大人贫困，可人不猥琐，甚至可以说器宇昂，他们的自信、刚毅与聪慧，全都写在脸上。”

９月３日，天安门广场将见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７０周年大会的重要历史节点。

“回望、铭记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前行。”陈平原认为，中华民族顽强抗争、艰难成长的历史，蕴含着让后人肃然起敬的精神力量，对未来有着重要启示，包括坚信正确信念，以及塑造民族灵魂。（参与采写记者：张芽芽、程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