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徙

１９３７年７月，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军机轰炸天津、南京时，南开大学、中央大学等非军事目标也未能幸免。

烽火连天的中华大地，中国的大学顽强抗争，艰难成长，一批学人在颠沛流离中坚持“笳吹弦诵”。

“迁徙”——政府、工厂、企业、学校、文物，大规模内迁，前往西南，保存和发展了抗战力量。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这是《西南联合大学校歌》。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后，平津陷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陆续南迁，第一年由北京、天津而暂住长沙，第二年转赴蒙自、昆明。

三路人马中，湘黔滇旅行团独领风骚，约三百名师生组成的旅行团，３５００里长途跋涉，历时６８天，徒步穿越中国最艰苦的地区，至西南边陲的云南昆明，次年联合组建西南联合大学。此后八年间，他们在泥墙教室点亮知识的长明之灯。

随着日寇入侵深入华北、华东，为了保存“读书种子”，也为日后建国大业储备人才，原本主要分布在沿海及华北的中国大学纷纷内迁。

年轻人三五成群，穿越封锁线；有的教授忍痛抛妻别子，随大学西迁。

中央大学濒临长江，内迁重庆最为顺畅，也最为便捷。１９３７年１０月底，中央大学大部已搬迁，时任校长罗家伦到南京三牌楼农学院实习农场和职工道别。校长走后，农场职工认为畜牧场的这些美国牛、荷兰牛、澳洲牛、英国猪、美国鹅、北京鸭等都是饲养多年的良种实验家畜，决定把它们搬迁到大后方去。

历经千辛万苦，一年后的１１月中旬，这些职工赶着牛、猪，终于到达了重庆。罗家伦１９４１年“于重庆警报声中”撰写《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称：“我于一天傍晚的时候，由校进城，在路上遇见牠们到了，仿佛如乱后骨肉重逢一样，真是有悲喜交集的情绪。”

至１９４１年初，战前１０８所大专院校，有７７所迁徙。绵延中华民族精神命脉的重责，由西南联大为代表的抗战时期中国大学所担当，成为非常时期稳定人心的力量。

二战期间，很多国家很快就被占领了，大学因而无处可迁；而像英国，因为隔着海，没被占领，只是被轰炸了，大学只需略为疏散，没必要整体搬迁。苏联的卫国战争相对于中国抗日战争时间要短，莫斯科大学在外流浪的时间是一年半，而北大、清华等在外流浪时间是９年。

数学家陈省身晚年接受采访，谈及西南联大师生“坚持抗战的决心”，“精神上，觉得中国可以站起来”。正是这种民族自信，支撑着西南联大以及无数内迁大学的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