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任何一种文化选择，都离不开时代土壤。

进入新世纪，尽管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令世界其他地区黯然失色的发展奇迹，尽管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各项文化事业取得了令人振奋的长足进步，但文化领域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

这是一个尴尬的事实：当经济领域的中石化、中移动向世界五百强挺进时，我们的文化企业却拿不出一个名扬世界的品牌代表；当美国利用中国的花木兰故事拍成电影成功占领中国市场时，中国的创意产业几乎为零。全国５００多家出版社的收入总和，不及德国贝塔斯曼集团一家的年收入。

这是一个悬殊的对比：全世界每１００本图书，８５本由发达国家流向不发达国家；全世界每１００小时音像制品，７４个小时由发达国家流向不发达国家；美国生产的电影占全球影片数量的１０％，却占用了全世界一半的观影时间。

挑战不止于此。

当人们赞叹中国经济惊人的成就时，也日益强烈地感到公共文化服务的短缺。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文化消费极不平衡，“精神饥渴”在物质满足的反衬下变得愈加强烈。

中国文化发展必须面对这样的考题——一面是加入ＷＴＯ以后势必放开的国内文化市场，一面是我国文化单位与国外文化企业的悬殊实力；一面是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强烈，一面是国有文化单位活力不足；一面是中国在经济、外交上重返世界舞台中央，一面是西方世界带着“有色眼镜”妖魔化中国。

一个只能出口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的国家，成不了世界大国。撒切尔夫人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断言，刺耳刺激却发人深思。中国的崛起曾被称作“２１世纪最激动人心的大事”，但这种崛起，不能只是物质财富的剧增、经济格局的重塑，而应伴随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传播，推助中华文化的弘扬，否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权如何彰显、主动权如何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