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又到了幼升小报名的时候,在广州白云区黄边小学的家长们却被告知,要想报名,除了准备户籍信息、孩子的体检表等常规材料外,还需要提供计划生育证明材料。

事实上,早在去年7月,国家卫计委就表示,严禁落户、低保、入学等与计生挂钩,执行相对彻底的是超生孩子入户不与征收社会抚养费挂钩,一举解决了多年的问题。然而,禁令的推进,如同“挤牙膏”,挤一分执行一点。

以入学为例,一边是国家部委严申禁令,一边广东省计生委同期制定了粤教基函〔2014〕74号文件,该通知明确规定:教育部门是计生兼职委员单位,就要依法履职,指导、督促义务教育学校在新生入学的时候,在不违反义务教育法中儿童少年接受教育权利的情况下,要查验其父母的计划生育服务证,并且还要造册通报给当地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

这个通知不能说没有变化,从“提交”到“查验”,从直接限制到“不违反教育权利”,但是变化的只是表述罢了,况且,这从逻辑上是有问题的,只要是事实限制存在,就是侵犯了孩子的受教育权。

站在政府管理的角度来说,孩子入学查验父母的计生证件,是教育部门协助计生部门开展管理,条件的设置无非是倒逼生育群体执行计生法规,将其纳入到监测之中。超生不给入户,不单纯是收取社会抚养费,而是形成制度钳制,上不了户、上不了学等,让人不敢超生。实际上,计生与入学生硬挂钩,是一种简单化处理,可称得上是一种懒政行为。

如果从简政放权的角度出发,非计生部门都愿意将这一环节从办事流程中去掉。但是,计生工作责任不是计生部门一家的责任,而是地方政府的刚性责任。计划生育在多个部门的工作业绩统计中,都属于“一票否决”事项,是自上而下各级政府主要负责人“帽子”的红线。

要解决将计生证明与各项民生随意挂钩的乱象,除了推进政府简政放权,从制度与机制上让计生与入户、上学等脱钩之外,更关键还要从导向上给地方松绑,改变自上而下计生的管理模式和评价机制,引导地方政府采取更细致更科学更人性的管理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