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被称为“民告官”法的《行政诉讼法》在立案、判决等方面做出新规，禁止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干预、阻碍法院受理行政案件，旨在消除民告官的“难”。据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副庭长王振宇介绍，我国行政诉讼有个特点，就是原告的胜诉率即被告的败诉率低。10年前被告败诉率占30%左右，近年来下降到10%以下，有一些省份甚至只有2%。（11月5日《大河报》）

倘若对“民告官”案的审理，完全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哪怕“民告官”的胜诉率再低，也不意味着司法的扭曲与不公。以此来论，“民告官”胜诉率的高与低，并不能简单置换为公平指数，那“民告官”胜诉率的高低，便不具备太大的参考价值。

在现实中，“民告官”的胜诉率，从10年前的30%降至现在的10%，甚至是一些省份的2%。各种利益的干扰、各种权力的介入，让“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成为行政诉讼案的三大难点。

如此现实下，审视《行政诉讼法》的大修，很有现实价值，因为这是保障公平与正义的有力前提。如新法明确行政机关“别插手”行政案件，就是意图破除权力的直接干扰；如“民告官”案“上提一级”的管辖分类，也是为了避免钱权的干扰；再如行政机关若不执行法院判决，可以直接处罚负责人……类似的做法，就是对现实的一种制度回应。

不过，具体的效果如何，仍然有待现实的检验。但很显然的一点是，法律是平衡人们利益最重要的武器，也是呵护社会公平与公正的最后一根稻草。如果权力能轻易取代法律，那后果的确不堪设想，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社会退步。如果法律不能成为公民维护自身权利的有力工具，那就意味着社会底线的失守与溃败。

不能让底线失守，就必须关注“民告官”的公平与正义。就“民告官”的胜诉率而言，不患“低”而患不公。“民告官”胜诉之后，也只是一个阶段性的胜利，“执行到位”才是“民告官”胜诉的终点。简而言之，就“民告官”而言，不能只盯胜诉率，更要盯程序正义性与实体正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