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复旦大学生为主的18名旅友，前往黄山“探险”，途中遇险，警察连夜上山救助，24岁的警察张宁海不幸牺牲。张宁海烈士的追悼会和复旦学生的追思会，已经结束，网上的风波也会渐渐平息。但复旦“黄山门”，却如一道闪电照亮了社会的断层，揭示出在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的伦理争论：关于责任和权利、自由和放纵、公权和私权。

本次事件有很大的偶然性，如果警察没有意外死亡，这只是一则普通社会新闻；如果，仅仅是旅友遇难，也许复旦学生的公众形象不至如此不堪，甚至“探险者”还会被比附为当年北大山鹰社殉难的“登山英雄”。然而，公众潜意识里的逻辑没有实现，生生将一道伦理难题摆在大家面前：无事生非、懵懂无知的复旦学生没有死，一个年轻、尽职的警察却死了。其中的微妙之处，激发了全社会的思索。

首先，生命能否“计算”？关于这次黄山救险有着太多的“计算”，生命的本质却不允许“计算”，这是一个二律背反。

旅友遇险之后，向母校复旦求助，复旦再向安徽黄山警方求助。警方无疑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于是数以百计的警察上山搜救，终于悲剧酿成。为救18人，能否牺牲1人？也许，警方不是连夜搜救，旅友也会平安，却避免了张宁海的死；也许，拖延一夜的搜救，旅友会发生不测，谁来承担责任？生命能否“计算”？

最近，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的伦理学课程火爆网络。课程关于有轨电车失灵，司机是选择轧死一人，还是选择轧死多人的问题，引发了大家辩论的兴趣。其实那是伦理学的老生常谈，人类永远不可能给出一个正确答案。唯一正确的就是千万年来，人类通过如此的极端事件考问灵魂、考问生命。

30年前，大学生张华因救一位落入粪坑的老农而牺牲，曾引发当时社会关于生命价值的探讨。如今十多个复旦人的生和一个民警的死，再续了这一命题：生命是等价的，不能计算。一个人的死和矿难、地震里冷冰冰的一长串数字，有同样的生命价值。从这个角度看，张宁海一个人的死，给了我们更大的启迪。

其次，我们该如何行使自由？无庸讳言，警察的公众形象并不佳。但，“黄山门”里年青“无辜”的警察的死，却提供了一个无偏见的讨论公权与私权关系的视角。

政府提供救援服务，天经地义，警察殉职也算“求仁得仁”。但，公共资源不应被滥用。旅友缺乏专业设备，没有当地向导，临时发帖组团，又对天气变化没有足够认识，在雨雪季节里，在未开放的景区“探险”。结果，遇险之后，当地公安派遣了大量警力搜救，占用了极大的公共资源，其中张宁海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有人认为“探险”是旅友的“自由”；但，那不是自由，那是对自己生命的不负责，也是对他人生命的不负责。成年人有自由选择权，但行使自由不能侵害他人的利益和公共利益，也不能不适当地占用公共资源。有负责任的政府的前提，是有负责任的公民。唯其如此，我们才能摆脱“感谢国家”和旅友“探险”恶意占用公共资源的两个极端，促进公权和私权的良性互动。

最后，我们应以怎样的道德标准衡量别人，约束自己？

复旦“黄山门”里引爆公众怒火的是所谓复旦人的“冷漠”。这种“冷漠”的证据有三个：一是安徽某记者的描述，面对记者的追问，复旦人“重重地摔上了车门”之后离开了，其二是“夺权”言论，第三是“控制媒体”说。

关于第一条证据，复旦人的辩解是：一是与记者之前的沟通不愉快，二是那是中巴车，只能用力关门。至于后两条，说“夺权”的人并不是被救者杜彬，至于“控制媒体”的说法，更不是被救者所说，这两个证据明显与复旦人不懂得感恩无法“合榫”。但这样明显的逻辑问题，被集体“无意识”了。在一个24岁生命逝去的时候，的确有人应受谴责。但谴责的前提是以“同理心”待人，而不是居高临下做“道德帝”——不可以审判别人，免得你们自己被审判。面对人性的弱点，我们每个人都应以谦卑和自省；否则张宁海的死，就会演变为一场无聊的道德口水仗。

成熟的公民，会监督、鞭策公权，也要学会监督自己；享受自由，更应珍惜别人的自由；分辨是非，首先更是严于律己。张宁海死了，他以他的生命，给全社会出了一道伦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