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位政协委员一唱一和，呼吁政府有关部门“高度关注公务员的心理健康问题”，其用心不可谓不良苦。更重要的是，二位政协委员共同作出了一项重大的发现——原来公务员职务犯罪或曰贪污腐败都是病态心理惹的祸。根据二位政协委员的这一理论，如果政府——甚至全社　　会——都来关注公务员的心理健康问题，并加强公务员心理健康教育，或者让医学界加强在心理健康治疗上的研究和投入，公务员职务犯罪的问题不是就迎刃而解了么？你想想，哪个国家，哪个社会没有贪官，没有腐败，没有所谓的“公务员职务犯罪”，这一重大发现能够为全世界人民和各国政府减少多少因腐败而带来的损失呀，光凭这一点，不说诺贝尔医学奖，至少也得给二位政协委员颁发一个诺贝尔医和平奖。

　　或许，有很多公民不能认同二位政协委员提出的“心理疾病成贪官重要诱因”这一理论。然而，却也不能不说，二位委员所指出的有关公务员的心理健康问题的种种症状却是非常非常真实的。在当前的体制下，大多数公务员确实或多或少地存在心理问题，而且这种心理问题确实可能会引发或加剧公务员的职务犯罪。如果说“心理疾病成贪官重要诱因”，那么公务员的心理疾病本身的诱因又是什么呢？如果公务员的心理疾病本身还有诱因，在这一诱因没有消除的情况下，仅仅通过加强公务员的心理健康教育能起到治本的作用吗？

　　那么，公务员的心理疾病本身的诱因是什么呢？在契诃夫的小说《小公务员之死》里，我们或许能够找到一些头绪。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名叫伊凡·德米特里·切尔维亚科夫的小公务员，他在剧院看戏的时候打了一个喷嚏，正好这时坐在他前面座椅上的一个小老头，正用手套使劲擦他的秃头和脖子——那老头是三品文官布里扎洛夫将军。切尔维亚科夫怀疑自己的唾沫星子溅着了将军，于是诚惶诚恐地反复向将军道歉，请求宽恕。由于怀疑将军并没有接受自己的道歉，他忐忑不安，第二天又上门向将军道歉，却被莫名其妙的将军轰了出去。于是，沉重的心理压力要了他的命。

　　在一定程度上，我国的公务员的心理状态与《小公务员之死》中的主人公切尔维亚科夫的心理状态没什么两样。这种心理病态可称之为“制度性的心理病态”。因为中国社会过去——某种程度上在现在也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在任何一段权力等级链条上，上级与下属所拥有的权力和义务是严重不对称的。由于权力和资源过分地向上级集中，以至于上级几乎拥有能决定下属前程的无限权力，而下属除了要有对上级无限的顺从和忠诚的义务外，往往缺少制约上级权力的无限扩张的有效手段。这一权力和义务分配方式的结果就是，在这一权力等级链上，压力逐级往下传递，处于权力等级链不同位置上的每一个人既承受着上面传下来的巨大压力，又把这种压力尽量地分解到下级身上去——也就是说，每个人既是压迫者，又是被压迫者，而且每个人在人格上都是不独立——甚至是扭曲——的。他们往往具有“双重人格”，如鲁迅言，“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心理学家们称这种人格为“权威型人格”。

　　由于处于公务员链条较上端的位置拥有更大的权力和资源的支配权，升迁自然也就成了每一位公务员孜孜以求的第一要务。所谓的“公务员的心理多戒备”，其实大多源于他们患得患失、诚惶诚恐的奴性和自私的心理——要么就是怕自己在言语或行动上不谨慎，不小心得罪了上司，或被作为同事的竞争者抓住了把柄，从而影响到自己的升迁；要么是亏心的事做多了，生怕露出了马脚，被清除出公务员队伍，甚至进局子。另外，公务员在日常工作中大部分时间都是耗在枯燥乏味、毫无创新、仪式性的文山会海里面。正是上述所有因素的合力作用，造成了公务员五种特殊的职业心理问题——抑郁、工作倦怠、机关人际关系敏感、职业成就期待和人格冲突。

　　上面分析的是公务员心理疾病的产生原因，如果说是心理疾病诱发了公务员职务犯罪，并且用加强公务员心理健康教育来预防公务员职务犯罪，那恐怕是滑天下之大稽也。应该说，公务员心理疾病和公务员职务犯罪同是现行的政治体制之藤上结出的两枚毒果，都是由于政府权力过分集中和缺乏有效的制衡机制造成的——如果这一根本的问题不解决，再怎么在枝枝节节的问题上做文章或求创新，都不会有任何成效的。（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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