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旅法期间，应该是经常光顾花神咖啡馆的。巴黎市政府为花神咖啡馆所立的纪念牌上写到：“……政治家如托洛茨和周恩来经常在这里做客……”现在，人们已经无从考证出周恩来一共去了多少次花神咖啡馆，在花神咖啡馆做了些什么，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花神咖啡馆见证了周恩来由一位爱国青年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并积极投身革命活动的历程。

周恩来到法国后，怀着探求真理、振兴中华的抱负，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西方书籍，既读过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如《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又读过无政府主义的书籍如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等，还对鼓吹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合作”的“费边社会主义”产生过兴趣。

旅欧期间的周恩来，正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费边社会主义”及其他形形色色的“主义”的研究比较，认识到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使他最终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终身信仰。而在周恩来对形形色色的“主义”进行比较的过程中，花神咖啡馆是最好的“历史见证人”之一。

1921年3月，张申府和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加入巴黎的共产主义小组。巴黎小组是中国共产党的八个建党发起小组之一，因此周恩来也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旅法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周恩来等开始筹建共青团性质的共产主义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大约在1921年底，周恩来与赵世炎、李维汉（时为新民学会会员）在巴黎的一个旅馆会面，共同讨论组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事宜。1922年3月初，周恩来与张申府等由巴黎迁居柏林，与远在德国的中共党员张伯简组成旅德中共组织，并经常奔波于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国之间，积极开展旅欧共产主义组织的筹备工作。1922年6月，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的一个空地上，由赵世炎主持会议，周恩来（代表柏林）、李维汉（代表工学世界社）、刘伯坚（代表比利时）等23人参会（一说18人），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组织章程，确定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党部设在巴黎意大利广场戈德弗鲁瓦街17号的旅馆里。会议选出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赵世炎（化名乐生）任书记，周恩来（伍豪）负责宣传，李维汉（罗迈）负责组织。8月1日，机关刊物《少年》创刊，周恩来是主要撰稿人之一，先后在该刊发表了《共产主义与中国》、《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告工友》、《十月革命》、《论工会运动》、《俄国革命失败了么》等文章。10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召开会议，决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5月上旬，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1923年1月初，李维汉回国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1月间，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收到在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的中国代表陈独秀（时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的回信，建议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把“中央执行委员会”改为“执行委员会”。2月17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到会代表42人（代表着在法国、德国和比利时留学的72名“少共”党员）正式接受了该建议，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选举了新的执行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1923年夏天，周恩来从德国回到法国，住在巴黎戈德弗鲁瓦街17号，从事党和团的工作，并经常到学生和华工比较集中的拉丁区和近郊的小咖啡馆演说或写文章（到“小咖啡馆演说或写文章”有据可查，推断“小咖啡馆”很有可能就是花神咖啡馆。根据笔者考察，巴黎的拉丁区位于五区、六区之间，而花神咖啡馆位于第六区的圣日尔曼大街上，地点基本吻合。另外花神咖啡馆的露天座区也是传播思想与文化的“理想讲堂”，如阿玻利奈尔就曾每周二在这里宣讲“超现实主义”）。此间，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主要是同“无政府主义”和“国家主义”派进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