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原先预计在12日5点前完成扣蒋任务，电文也是事先拟就的，以便及时拍发，只是没有料到蒋介石会临时脱逃而耽搁时间。如果错过早晨的5点，就只能等到13点才有可能联络。张学良为抓紧时间，不得不在5点发报。因为他已经确信捉到蒋介石只是时间问题了。

用张学良的文寅电比对叶子龙回忆的电报，可以说二者不是一回事。且不说没有“兵谏”两个关键字，如果“看不大懂”这样的电报，叶子龙还做什么机要科长？如果他看懂了这样的电报，又岂能不欢呼雀跃，还为“兵谏”两字伤什么脑筋？这样看来，所有认为西安事变保安收到的第一份电报就是张学良12日文寅电的观点，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那么，叶子龙所见到的电报究竟是谁发的？

3，“首日电”依然是个谜

叶子龙的回忆明确说电文是“半文半白”，还有“兵谏”二字。当时中共中央一些机要人员的回忆内容虽然有所不同，但在首日电中有“兵谏”二字却是完全一致的。

《杨尚昆回忆录》中说：“中央派叶剑英为代表到西安去同张学良保持联系。有一次叶剑英回来汇报，谈到张学良曾说，他想不让蒋介石在西北留这么多兵，张在说这话时还无意间露出一句：‘必要时进行兵谏。’听了这话，我觉得有点惊讶，但当时没想到他真会把蒋介石抓起来。”这是目前所见到的中共中央高层把尚未发生的西安事变表述为“兵谏”的最早回忆。必须指出的是：这句话可能并非张学良的原话。因为张学良直到事变发生后所发的全国通告中，仍然使用“诤谏”而不是“兵谏”。至于事后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张学良更是称西安事变为“一二·一二革命”。

《特工王戴笠》一书说，12月初，戴笠匆匆从南京赶来洛阳，向蒋介石递交一份重要情报：“根据西北区长江雄风的紧急报告称，张学良正与陕北红军的某一负责人进行秘密接触，内容不详。”戴笠的情报，正好可以反证当时正处于历史紧急关头的张学良并非孤军作战。而且，与红军生死攸关的西安事变前夕，保安又岂会像军统那样愚蠢地被蒙在鼓里而无所作为。

国家安全部负责编撰的《李克农——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一书中含糊其辞地提到了这个问题：“李克农首先得到这个消息，立即报告中共中央。”该书的《序言》表明，为了纠正以往反映隐蔽战线方面作品的粗制滥造和以讹传讹，突出真实性和思想性，国家安全部办公厅“提供了必要的史料和具体的帮助。最后由部党委批准的本书审定小组审定定稿。”该书虽然强调了“首先”，但未能进一步说明李克农当时究竟身在何处，又是如何能够“首先”的。因此，首日电的来源依然是个神秘的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