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沿海与内地均衡发展

“一五”期间，上海工业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14.5%，低于全国18%的速度；1955年全国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5.6%，上海则下降2.8%；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从1952年的19.8%下降为1955年的17.4%。1956年4月，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提出“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老底子”的思想，并专门指示说：上海有前途，要发展。5月3日，陈云带着这个指示到上海，向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人及工商界人士进行传达和解释 。这个指示，对于上海经济建设来说，无疑是获得了一次重要的历史机遇，给上海以后十年的大发展提供了一个大舞台。根据中央、毛泽东和陈云的指示精神，上海市委抓住机遇，不失时机地于1956年7月召开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制订了“充分地利用上海工业潜力，合理地发展上海工业生产”的方针。

（四）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变动

“一五”时期，把经济建设资金高度地集中在中央手中，对于保证重点项目的建设确实起了重要作用，但它同时也带来了集中过多，缺乏灵活性等弊病。中央对国营经济和地方财政管得过多的弊病，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国营经济比重大大提高以后，问题就更加突出了。从1956年2月起，毛泽东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听取中央34个部门(包括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财政等部)的工作汇报。经过系统的调查研究之后，在4月25--2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毛泽东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么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中央要发展工业，地方也要发展工业。就是中央直属的工业，也还要靠地方协助。至于农业和商业，更需要依靠地方。总之，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要巩固，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对于如何改善中央集权过多的弊病，毛泽东提出了如下设想：“中央的部门可以分成两类。有一类，它们的领导可以一直管到企业，它们设在地方的管理机构和企业由地方进行监督；有一类，它们的任务是提出指导方针，制定工作规划，事情要靠地方办，要由地方处理。”

1956年9月，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对于如何划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作了重要讲话，提出了七条原则：（1）明确地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一定范围的计划、财政、企业、事业、物资、人事的管理权；（2）凡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而带全局性、关键性、集中性的企业和事业，由中央管理；其他的企业和事业，应该尽可能地多交给地方管理；（3）企业和事业的管理，应该认真地改进和推行以中央为主、地方为辅或者以地方为主、中央为辅的双重领导的管理方法；（4）中央管理的主要计划和财务指标，由国务院统一下达，改变过去许多主要指标由各部门条条下达的办法；（5）某些主要计划指标和人员编制名额等，应该给地方留一定的调整幅度和机动权；（6）对于民族自治地方各项自治权利，应该作出具体实施的规定；（7）改进体制要逐步实现，稳步进行。